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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简介金莎娱乐场app下载,中共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9-16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一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本文内容是论述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周恩来的贡献。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红军达到10万人,农民赤卫队有数百万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已有300多个;党员数量增加到12万人,大城市的产业支部由98个发展到229个;青年群众组织有160万人;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万以上;互济会组织达86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1930年5月,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的爆发,给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于革命有利的形势下,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随后,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初,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8月6日,又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6000人锐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问题,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国际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实讨论执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都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吴振鹏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等。 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为宣传三中扩大会的精神,1930年10月12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通告》表示: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 二、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坚决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事实上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所以,提出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决议还提出:党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 三、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批评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着重检讨说: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还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对工人斗争形势有过分估量,因此在组织政治罢工时,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 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牺牲和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了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了中央审查委员2人:宁迪卿、康生。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了过去对李立三问题的态度,认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践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9日,政治局又作了一个决议。12月23日中央又发出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却明确指出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而不仅是策略的错误,并承认了三中全会对待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扩大的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倡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处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极端白色恐怖统治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实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独立领导革命的总策略。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领导了许多地区的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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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一些领导人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受挫后,曾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以求发展。但因湘南有敌重兵把守,工农革命军难以攻取,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适值井冈山上敌军空虚,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打土豪、分浮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红色政权。湖北的黄麻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成立了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于敌军来攻,到12月,退出县城,鄂东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5月,决定在光山县南部柴山堡地区开辟根据地,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广东的海南岛,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了嘉积县椰子寨,并会合文昌、琼东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也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等等。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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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当时,中共中央不认为革命形势进入低潮,而是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要求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很快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与此同时也在密切注意上述地区武装起义的情况,连续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或形成决议,或单独写信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 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2 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失利后回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的形势下,他对全国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坐镇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意见虽然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实际,敢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偏重于发动工农群众,忽视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军权,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时无法组织有力的反击,导致失败。这是经验教训之一。在总结了血的教训之后,开始懂得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但在贯彻武装起义总方针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忽视发动群众,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现象。例如,在领导农民起义中,有的地方不重视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而专靠少数农军或军队的力量;对于农民自发的斗争不去积极领导,只想用少数军队去发动起义,形成孤军作战的冒险。周恩来很重视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认为既不能只发动群众,不掌握革命武装;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发动群众。必须是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夺取政权,创立起“割据的暴动局面”。这些思想在1927年12月他写给浙江省委、江苏省委等信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秋收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工农革命军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要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即建立一个根据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亦农汇报湖南、湖北秋收起义情况时,充分肯定了两湖地区农村的起义,在开展游击战争时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例如瞿秋白、罗迈等也都认为这是巩固起义胜利的一条经验。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周恩来则特别重视这个经验,他联系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湘赣边界起义、黄麻起义等地的经验,认为要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必须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1927年12月18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浙江西部“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①12月13日至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工作时,周恩来异常兴奋地说:湖南方面,现在毛泽东已占领茶陵等地,25师已到桂东,如与毛部汇合,枪支增多,地域扩大。他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②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12月21日致信朱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④这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苟、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⑤与此同时,他在指导北方工作时,也强调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写给陕西省委的信中指出发动士兵暴动时机成熟的条件是:“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要有党的指导;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要较有胜利把握。”他强调指出这些条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发动。⑥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中央,包括周恩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并带有盲动的色彩。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此时强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形成一个又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确是秋收起义以来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即:“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他也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⑦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特别地肯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城乡不能同时发动

由于红军队伍在其建军初期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摇摆以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的影响,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红四军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进而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前委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随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全部情况。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曾感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企图攻取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关于继续暴动的策略时说: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一思想立即为当时中央所接受。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次详细汇报,以及此后和李立三、陈毅的多次谈话讨论后,于9月28日审定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的基本任务、红军中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1928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他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⑧这就清楚地表述出:要夺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须有本省各地武装割据的汇合,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提出了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思想。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说明周恩来等是努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各地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

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于纠正当时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决议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指导是不正确的。决议忽视中国国情的特点,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认为中共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展的游击战争是“策略上的动摇”,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是“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决议继续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认为没有中心城市革命高潮的条件,农村的暴动就不能胜利。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暴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⑨这一要求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怎么能够发动对城市和乡村的同时进攻呢!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关于红军的发展和战略问题,‘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在 1928年 4月 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对城市工作比较消极或者放弃了,“这是不对的”;有的认为是地方党组织对“城市工作动摇了”,并认为不搞城市工人运动,就是“农民意识的领导”,提出“要反对农民意识”等等。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其组织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红军中一切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并作为军队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它巩固下来。

有亲身体验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来,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城市和乡村相配合的发动“是很困难的”;如果要等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必然是“乡村的发动等待城市”工人起义,而城市的工人起义“一时又难于发动”,“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当时会议记录上简单明了的这么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的认识,即不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中国共产党可以先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

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及前委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如果中共中央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尊重各地斗争中的首创精神,是会在此基础上更早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周恩来并嘱咐带此指示信返回红四军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然而,众所周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理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⑩大会决议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周恩来接受大会的这个方针并不是盲目的,唯上唯书的,而是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颇费了一番脑筋进行研究的结果,他说:“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再“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11因此,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也讲了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的重要,同时,他仍以务实的态度强调了由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在有条件的南方几个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准备工作有极大的关联,继续阐述他关于夺取中心城市必须有周围武装割据的汇合的思想。因此,“六大”决议规定了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当时虽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有上级党的旨意又有多数人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形势下,仍然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前委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由于陈毅迅速、忠实、全面地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用九月来信分清是非,结束争论,统一思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取得圆满成功。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古田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28年 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值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井冈山处于困难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又遭敌军截击和追击。为此,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军事部长杨殷汇报情况时说,朱毛红军去向不明,可能有三条去路,要派人去找。周恩来对形势感到忧虑,他说,形势是严峻的,敌人这次一定要作出“一点成绩来”,当然要想消灭朱毛红军也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说,军队还是分散为好,毛泽东和朱德二人“能出来一次更好”。李立三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补充说,要分散也不是一个个地散,最好是二三百人的分开,朱毛出来的意义,还不单是保存这几个同志,因为朱毛目标太大,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保存这部分力量的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同意周的意见,并决议由周起草一封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

——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朱德于4月3日接到二月来信后,4月5日立即给中央写了回信,即著名的“四五复信”。6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的复信。会上,周恩来的发言对分散红军问题很重视毛泽东信上的意见,他感到二月来信是按照布哈林确定分散的策略“是有些毛病”。他说:站在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动力之一的条件的立场,红军也要集中才有办法,因集中才能扩大;从开展土地革命方面来说,乡村群众很散漫,以红军组织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组织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有些乡村也是红军在那里作没收地主的土地。从各方面看,过去主张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在中国。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他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周恩来虽然还是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红军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发展,显然比“二月来信”时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朱德和毛泽东为着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又共同艰苦战斗了一年多,但工作中出现分歧总是难免的。从井冈山时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等问题就有一些分歧。此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分歧又有所发展。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中央接到红四军党的“七大”报告和有关文件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不仅仅是组织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上的分歧;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有些是正确,有些是不正确的。仅仅根据决议和个别人来信,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待陈毅来中央汇报后,“再作一整个回答”。

——明确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8月下旬,继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个别交谈中,汇报了红四军成立后的组织情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的情况和原因、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的情况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初创,特别是较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朱德意见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和他自己对谁是谁非的看法。陈毅说,湘南八月失败朱毛开始有了分歧,分歧的主要之点是“仍守井冈山与分开游击的问题,毛主张波浪式的推进,朱则主张大规模的游击”。陈毅认为,“如果不去湘南就不会有八月失败”。第二次分歧是蒋桂战争爆发后,形势较好,毛主张分兵发动群众,朱则主张集中,各有一部分人赞成。这时刘安恭来了,说朱是拥护中央派,毛是反中央派,使双方矛盾加深。陈毅认为,从一年多的战斗历程看,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陈毅的汇报实际上是总结了红四军一年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中央政治局根据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并拟出决议提交政治局,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产生的经过。

——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

“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表现在: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第一,他从中国不统一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说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识中国革命发展在地域之间、工农运动之间不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他首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激烈,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由于军阀混战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2他认为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而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力量薄弱;同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加上地势辽阔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先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建立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

——规定红军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第二,驳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陈毅在汇报中曾讲到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散布中共“六大”时布哈林认为“脱离生产的红军必被消灭”的观点。周恩来在信中以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边等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发展的铁的事实,尖锐地指出:“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点。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13他不仅批评了刘安恭,也驳斥了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观点。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敢于如此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其政治和理论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历史作用。

第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来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红军的根本任务,认识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古田会议结束后数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第四,指出红军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六大”以后,周恩来贯彻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时,曾强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主要是依靠城市的工人运动,现在则认识到“红军第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正确掌握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六大”前对工农武装割据认识的基础上,虽有半年多的曲折反复,又螺旋式地上升了。

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下层工作的深人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上的升华,必然会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1929年12月10日,在得知陈毅已按照中央决定将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后,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异常兴奋地指出:红军,如你们的部队、彭黄部队、贺龙、赣西南、赣东北、鄂西、湘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部队,真如雨后春笋,滋长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在全国的政治上,红军已具有伟大的意义。信中鼓励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四军“尽所有力量”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他在代中央政治局起草致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三月来已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闽西、东江、鄂西及鄂东等地,闽西八县因朱毛红军在彼处游击了四五月,土地革命乃得更加深入”,“朱毛红军发展到八千多人”,“在红军游击队中的组织,要以朱毛红军中的为最好”。因此,他不断地赞扬和推崇红四军的经验。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出版,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加写了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1月16日,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闽西斗争区域的扩大,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应当多搜集闽西关于政权、红军、土地问题的材料,供给全省作宣传材料,应当在全闽扩大闽西苏维埃、援助来毛红军的运动,应当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宣传。指示要求福建省委“关于扩大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必须有切实计划进行”。周恩来对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对朱毛红军经验的推广,既推动了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的认识。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强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编制、战术、筹款给养、群众关系、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中供给开支原则等等,“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苏区工作应成为中心的中心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泽东的复职,红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广东派干部支援。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特征有了明确的坚定的认识之后,不仅要求国内各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红军学习和推广朱毛红四军的经验,且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也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于3月初前往莫斯科汇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阐述了自己“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苏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真理报》因此公开宣传肯定中国红军,宣称“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1930年5月,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讨论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论、政策和实际工作问题。为了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准备了一个星期,写了10万余字的报告。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并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数月之内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中共和红军即将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压迫。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策略问题,周恩来未到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向中心城市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向共产国际解释什么是根据地?即我们必须将我们已得到的地方,巩固这一政权,作为根据地,以与反动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并巩固这些根据地,同时发展工作;因此,根据地决不是封建割据,不是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有力的发展,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面深入一方面扩大的思想。他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决不是放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方针,而是更适应实际的策略,更求得发展。他具体地指出,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根据地?是赣西南、闽粤边界等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群众。在巩固这许多根据地之后,再向工业城市中心发展。他说,在策略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基础,应当将这些地方的力量巩固起来。这些思想观点显然是接受并发挥了1929年以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介绍。

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错,于8月下旬相继到达上海。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停止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正常工作,撤销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和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正是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汇报,斯大林才特别指出:中国情形与西欧不同,如西欧德国在柏林暴动即可得到全国胜利,但在中国是一相反的形势,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斯大林还特别注意红军问题,他说,“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14因此,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说明客观上铁的事实和中共中央资深领导人的意见,使共产国际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此决议里将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注意土地问题的解决等任务列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之首。这里不去评论这个决议中的缺点方面,只是说明周恩来在莫斯科所起的作用。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借着共产国际的东风,周恩来一回到上海立即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进行耐心的启发、说服,并于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汇报在莫斯科3个多月的工作。其中特别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策略问题作了详细的传达之后,他说,中央过去“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柏山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15经过周恩来的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表示:坚决接受国际指示,补正过去的不足。

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周恩来立即着手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8月26日周恩来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和群众工作”。9月1日,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长江局的信中指出:“长江局的工作已居全国工作的第一位,而苏维埃中央局的工作更应成为中心的中心。”16把苏区工作看成党的工作中心的中心,是周恩来思想的又一升华。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实践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

在9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从加强党的中心工作角度,重点强调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说,苏维埃区域“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地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17在他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中,将“巩固与发展各苏维埃区”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⑨18简而言之,周恩来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巩固的基础再逐步向外发展。

经过十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大革命特别是经过1927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等人逐渐自觉地摒弃教条主义,逐渐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和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从“上山”、“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人经验逐渐丰富,思想逐渐明朗,认识逐渐升华,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9月29日,在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全国工作布置时,周恩来一开头就强调了苏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三中全会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组织的健全,强健红军的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的重要工作。并提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的。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已经充分认识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并将苏区工作列为党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如果全党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克服左倾错误,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去奋斗,中国革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仍属幼年的党,还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又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大的左倾错误。

周恩来具体领导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并且从南昌起义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他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的问题,努力克服“左”右倾思想干扰和政策的摇摆,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认识、主张还不被接受,毛泽东处于困难境地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主张为全军认识、接受并顺利实行。古田会议以后,又因周恩来的大力介绍和推行,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逐步为全党全军以及共产国际、苏共所认识和接受。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应该说周恩来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由于实践经验的不同,周恩来的某些认识还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境界和深度,但从上述一些理论观点及其处在中央领导地位的指导作用来说,其卓越贡献是显而易见、无可非议的。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本文原分8个部分,收入本论文集的为后5个部分。

注 释: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①、②、③、⑤、⑥、⑧《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29、第130页、第 130页、第 132页、第 133页、第 135页。

④《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12月15日),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3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60页。

⑩、11、 12、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页、第178页、第32页、第32页。

14、 15《周恩来传》上卷第264页、第268页。

16《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 9月 1日)。

17、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8页、第286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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