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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9-16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①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相对缓和的局面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⑿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⒁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⒂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打退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从1941年下半年起,国共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走向缓和的明显趋向。这种趋向所以会出现,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②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基本状况“没有变”:一个是中日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没有变;另一个是国民党当局仍在坚持抗战没有变。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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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刘伯承、邓小平:“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574页。。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同一天,他急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 毛泽东致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电(1941年6月28日)。因此,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应该把重点又放在“拉其抗日”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再看国际局势巨大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事情,不能离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孤立地考察。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也是如此。从1941年年中到年底这半年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这年6月22日德国的纳粹势力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另一件是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对美国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战火迅速扩大,各国纷纷参战。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世界格局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④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⑤

德国进攻苏联是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开始的。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援苏政策。6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对苏援助。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是亲近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美、英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不能不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22日当天日记中写道:“在此际,我方之政策应使苏联与英美接近,不能与日本妥协。故予于今日两度向蒋先生提议,我报纸一律表示同情于苏联之抗战。蒋先生亦同意。予于夜间通知各报务一律拥护此国策。”《王世杰日记》第3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98页。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⑥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⑦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把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同如何对待苏联混在一起考虑。这时也是如此。既然要“一律表示同情苏联之抗战”,在国内就不能不相应地降低反共的调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之改变,急求妥协,此为俄与轴心之暗斗所致必然之趋势。然此时不宜固拒也。”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德俄战争非为我国一国利害而有所好恶,乃为世界全人类之生命将从此有一线光明之望耳。”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7日、24日),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王世杰在7月20日日记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今晨予电告何敬之,请其停止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攻击友军之消息,因国际反响已不甚好。何应允,但其部属率无政治常识,仍不肯中止此项宣传。新华日报之辩驳,则被检查机关删扣。外间人士所得之印象殊不好。蒋先生亦嘱陈布雷通知军委会停发此类消息。” 《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114、115页。这种事虽引人发笑,毕竟仍使国内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态度怎么样?在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急件致电毛泽东:“我们很难从这里提出什么军事方面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您必须果断地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一切可能的积极行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战争爆发当天,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91、192页。毛泽东在第二天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同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指示报告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如果日本乘苏德战争的机会向苏联进攻,怎么办?这种可能迫使中国共产党需要作出更郑重的决断。毛泽东等致电在华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电报恰当地指出:“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国共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共中央作了清醒的估计,主动地进一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9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蒋介石派周励武等三人来谈,表示愿意转圜,要朱德去一次重庆。电报说:“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9月1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并不可能大举‘剿共’。”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1年10月11日)。11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他在6日对蒋介石派来的周励武等三个联络员参谋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我们决不与蒋委员长为难。”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10日)。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怀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如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间就写成了二战区作战计划,深得阎的称赞。⑧这期间,周恩来还指导中共山西党组织通过争取阎锡山、赵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为阎锡山领导、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为战委会起草了章程,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对稳定组织。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在同年12月8日清晨发生,美、英等国当日对日本宣战。第二天,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11日,美国也对德、意宣战。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宣言,“保证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决不单独与敌人媾和”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192页。。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这样,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自然产生重大影响。

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周恩来反复向阎建议,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同时,要善于运用侧击、伏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9月底,为了扭转晋北危局,阎锡山决定在平型关组织对敌伏击,并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根据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晋军杨爱源部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和从平型关西北出击的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由东南出击。2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来、朱德等争取阎锡山的结果。

蒋介石对国际局势历来极为关心,十分敏感。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夜,他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国际复杂,世局矛盾,莫甚于今日。而倭人南进与德之攻俄以及美之参战,若是皆已成定局。如无特殊变化,则此三者必于最近期内实现,可无疑也。”7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德俄开战已四十日,而俄至今尚能支持不溃,是世界全局转危为安之机也。” 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13日、7月31日)。

徐州会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周恩来、叶剑英到其寓所恳谈,周恩来告诉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⑨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破坏交通,五战区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胜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10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斗达400多次,牵制敌五个师团,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蒋介石特别看重并期待的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在8月2日“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要求美总统推动中英俄同盟或邀请中国加入太平洋联防会议,是抗战中最重要之政策也。”10月31日,他更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如美能协助我抗战胜利,则中国以后建立海空军以及海港,皆可与美国订立二十年共同使用之协议。以我国如欲建立海空军,论人才、物力与技术,皆非此不可。而且只有美国对华无侵略之野心。此战后外交与军事唯一之政策也。” 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2日、10月31日)。

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指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武汉会战中,他又指挥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军积极配合友军阻敌西进。新四军一支队协同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共同组成左、右两翼兵团,掩护镇守安徽贵池煤炭山炮兵部队,截击逆江而上的日寇军舰。新四军四支队配合冯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公路两侧,先后进行大关、小关、范家岗等战斗数十次,粉碎了日军对武汉的迅速包围。

因此,美国参战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久旱逢甘霖。他兴奋异常,在12月8日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四时接董显光电话称,倭寇已于今晨一时轰炸檀香山珍珠港,不一时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电,余即由黄山祷告后回寓,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9日日记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原来关系尚可的德、意宣战的原因:“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益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步,成为投机取巧纤细之心也。且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也矣。”几天后,也就是1942年1月3日,他更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四国共同宣言,罗斯福对子文特别表示称:‘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愧而已。”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8日、9日,1942年1月3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抗战防御阶段,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转战南北,通过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了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指挥工作,并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周恩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无论从合作的层次、程度,还是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来说,都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有一定准备。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登场,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告诉他们:“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 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廖承志电(1941年10月20日)。战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际形势作了冷静的估计:“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12月12日)。。这个估计是富有远见、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纵横捭阖,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维系了全国抗战局面

金莎娱乐场app下载,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作出新的明确判断。一是:过去多少还担心会不会出现“东方慕尼黑”,还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对日妥协,现在这种可能不存在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和那时不同了,蒋委员长不会投降。”“他要做民族英雄,而且今天他是四大强国之一。”“他还投降干什么?”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二是:本来一直注视着国民党当局是不是要再度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现在作为盟国的英、美、苏都希望中国能在东方战场上更多地牵制住日军力量,反对中国发生内战,这在皖南事变时已多少表现出来,这时更强烈了,使内战危险大大减轻。太平洋战争一爆发,12月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际形势时就断言:“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12月12日)。这样,中国共产党便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大了改善国共关系的力度,并且采取了新的措施。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虽然抗日比较积极,但始终没忘消灭中共,削弱异己,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更是热衷摩擦,积极反共,他们在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命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1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顽固派威逼利用、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1939年9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939年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

本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现在,情况有了变化。1942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6日)。

早于1938年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对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有所思考,并向冯玉祥作了分析,冯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顽固派深表不满,并不断加深了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12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争取了张冲、刘文辉、李宗仁、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指导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统战委员会,全面争取了当时在豫的商震、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地方实力派军队。1938年底,李济深在重庆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谈抗战形势,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实力派代表阐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并针对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13中共中央后来认识到,中共在抗战初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指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笔者注),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14相比之下,周恩来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他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地剖析国共磨擦,并设法通过联合地方实力派来制止顽固派倒行逆施的领导人。

第二天,中共中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重申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宣言中的四项诺言,写道:“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0、412页。

鄂东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15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16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使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间的众多磨擦,譬如晋西事变、苏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郑重形式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关系上争取和解的政治信号。

1940年5月,周恩来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在同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8月12 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指地方实力派军队——笔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17据此,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专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南方局后来又派李群杰、华岗去昆明同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云南省政府内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联系的电台。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单独举行密谈,会晤后,经过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又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并根据协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建立起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

7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山东、准备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对此作了说明:“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之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继续合作的条件。”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虽然以后局势的发展又遇到许多原来难以估计到的复杂情况,但它确实反映出毛泽东对战略性的大事总是想得很远,预先设想有几种发展的可能和应对的方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合作建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等主张,并不只是宣传的手段,而是真诚的愿望。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上述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人“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冯玉祥指责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李济深要求顾祝同派医生给叶挺治病,要陈诚关注叶挺的安全。张冲气愤地说:“这使我无脸见人。”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18因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7月31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称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停,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31日)。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时刻存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从上不难看出,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早且较深刻,他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粉碎顽固派的磨擦阴谋、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改善国共关系以至在战后有可能合作建国的难得机遇,尽管他清醒地意识到“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要做两种准备,但看重的还是“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只要存在这种机遇,就应该尽力试一试。这也是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

因势利导,发展同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这段时间内,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处在怎样的状况?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虽大却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抗击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9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主,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采取扩大特务组织、禁止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抗战能否争取胜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内政治已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中国要坚持抗战,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且在中国,又只有尽快解决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20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21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统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所以,周恩来同志教导全党:“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22

蒋介石在这时对国共关系作出一些和解的姿态,国共两党在一年左右里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局势比较平静。1941年11月2日,兼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晨见蒋先生,谓参政会将集会,似仍应以委员长名义请共产党参政员出席。蒋先生同意。”4日日记:“今晨余代表蒋先生提共产党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大会。董表示似有准备出席之意。”17日日记:“今晨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开会。各党派原有不出席之拟议(民主政团同盟分子在港之主张),今晨仍均出席。共产党董必武亦到会,一般均感满意。” 《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180、181、182、188、189页。同天,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集中谈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谈及国内的矛盾和冲突。

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且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在执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中,务必克服“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同中间势力实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则,争取中间势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23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贯彻中共中央各项统战政策,选派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实力派身边工作,以帮助和教育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并将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在推动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方面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合作。周恩来在1942年2月会晤刘文辉时,向刘明确表示: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密切联系,具体配合。”24周恩来的教导为刘文辉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实际配合阶段。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南方局通过先期争取白崇禧,后期争取李济深,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从事抗日活动。通过争取龙云,又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这些都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这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此次全会举行之际,正值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体,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今后对于党外之人才,凡忠于国家,而能服膺三民主义者,必须尽量吸收,多方延揽,俾能参加政治,共同担负国家之重任。”但他也不忘立刻接上一句:“更须一致认识全国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38、440页。17日,张群、王世杰请周恩来、董必武、张君劢、左舜生等共进午餐,藉商时局。王世杰当天日记载:“周恩来表示,盼望九中全会决定组织战时内阁,一新耳目,以振人心,并盼望能使国民党以外之人员参加其组织。”第二天,在蒋介石寓所商议九中全会有关事项。王世杰在日记中记道:“蒋先生主张恢复各党派及无党派者若干人参加其间。” 《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211、212页。

国统区政治、经济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高潮。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同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多次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种种渠道传达到大后方,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实力派配合中共、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行动,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又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并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这既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功绩,也是周恩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并与之合作的结晶。所以说,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同地方实力派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其实,这些都是蒋介石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向国内外作出的姿态,觉得处在他控制下的局面已相对稳定,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不妨比以前放松一点,并没有改变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这在他的日记中便不时流露出来。1942年3月12日日记中写道:“倭寇尚未驱逐,赤匪犹在猖獗横行。” 蒋介石日记(1942年3月12日)。3月19日的日记中讲得更直率:“对赤应随机处置,不宜整个破裂,以此时无彻底解决之可能。” 蒋介石日记(1942年3月19日)。当然,他在当时并不会把这些公开表示出来。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根据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对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对局势保持着冷静观察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作过一个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5日)。当然,他对谈判的结果,还只是“解决具体问题”,没有更高的期望。他在另一次致周恩来电报中又说:“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26日)。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一年多来“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的情况下“又分两段”?原因在于蒋介石有个很大弱点:常因某些具体情况的一时变化而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策,表现得摇摆不定。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介石初期的期望很高,英美却实行“先欧后亚”的方针,在亚洲的作战接连失利。特别是在缅甸战场的严重失利对蒋介石的刺激更大:一是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英美对中国的物资调拨和军事援助遭受困难,明显减少;二是中国军队第五军等调入缅甸后,在盟国将领指挥下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在4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为缅甸战事,自本月以来心绪忧惶,朝夕不安者几一月矣,初未料失败如此之速也,以后对于军事力求自全,决不能为友邦关系以转变方针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30日),“本月反省录”。在这次事件中,他对美国将领史迪威十分不满,又说:“丘吉尔十日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古人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吾今更觉英狯之不可共事也”。两天后,又写道:“近年来以此所受英美人士不德失信之刺激为最甚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2日、14日)。5月23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又写道:“英美态势只有势利,而无盟约可信,在此半月是更益明了。”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3日),“上星期反省录”。6月24日写道:“罗与宋会谈仍为敷衍之词,对远东战局并未有任何改观。”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24日)。而苏联卫国战争此时已稳定下来,经西北向中国运送的军事物资仍继续运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又持“亲苏和共”态度的由来。

注 释:

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谈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仍将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且表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立刻致电毛泽东,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他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一谈;二是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恩来飞延安,偕一人回西安见蒋。他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他这两点建议,事实上就是认为毛泽东此时去见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并在8月17日复电周恩来:“拟派林彪赴西安见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

①、⑦、11、 15、 19、 20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746页、第363页、第747页、第616页、第274和256页、第588页。

周恩来对局势的判断,特别是对蒋介石动向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蒋介石日记来看,他主要注意力在处理新疆和西北问题上,对约见毛泽东这件事虽然说了,其实并不怎么看重。蒋介石在7月2日写道:“对共方针之检讨,应始宽而后严乎?”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日)。7月5日他又写道:“对俄对共政策之决定:对俄应宽严并用,对共则先宽而后严,应派定专员开始协商办法。”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5日)。可见他对中共的“宽”不过限在“始”或“先”的阶段,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以后仍要归之于“严”。同周恩来的两次见面在他日记中都没有提到,至于想在西安同毛泽东会面云云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郑重考虑,在日记中甚至完全没有提到。

②、③、⑥、⑩、12、 13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3页、第25页、第45页、第 148页、第 147页、第273页。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如此集中地关注新疆,用了将近一个月奔走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还要宋美龄代表他去一次新疆?因为原来长期标榜亲苏亲共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在这年7月7日上书投靠蒋介石,使蒋感到西北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极为兴奋。宋美龄到迪化后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盛世才表示今后要“为国尽忠,为民尽孝,以及我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 吴忠信:《主新日记》;盛世才:《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通史》第3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在这段时间内,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件事上,把共产党的问题暂时搁下,国共关系也比较平静。

④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蒋介石在向周恩来表示想在西安见毛泽东的第二天就离开重庆前往兰州。毛泽东最初曾倾向于去见蒋介石,以改善国共关系。9月3日,他致电周恩来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3日)。5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A.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B.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23页。

林彪那时刚从苏联长期疗伤后回国。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应该去重庆见蒋。”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2年9月18日)。10月7日,林彪经西安到重庆。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林彪的到来,兴趣并不大。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蒋介石见面时先问了一句:“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滔滔不绝地大谈国际形势,然后说:“吾人要求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须国内能够团结,能够统一。”“过去外面传说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两党虽有分歧,我之根本思想,在于救国,决无改易。”“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此为中共之观察,特为校长呈明。”蒋介石等林彪说完后只说了两句话:“汝在重庆尚有几日勾留?”“在汝离渝以前,余再定期召汝谈话。”谈话就此结束,蒋也没有再提同毛泽东见面的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236、238、239、240、242页。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只提了一句:“林彪奉其共党之命令来见,幼稚可笑。”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3日)。见面后,蒋介石指定由张治中同林彪谈。

⑧《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25页。

10月26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但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动防地为前提”。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而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周恩来预计:“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尚嫌其早。”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10月26日)。两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3页。。

⑨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6页。

张治中回忆道:“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的一栋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春天,才由周恩来先生把他们的最后意见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抄完后再念给他们听,认为无误,就是下面的四项: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亦可商承移动。”

14、16、 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12页、第362页、第451页。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誊一次送给蒋看。蒋随即召集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和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684页。

18《皖南事变》第258页。

拖到第二年4月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情况时,蒋介石批示:“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在情形无从谈起。如共不来谈,则可不必再复。”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第247页。这就关上谈判大门了。其实,当谈判刚开始时,蒋介石就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对共党进行政治谈判,使之和平归顺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谈判的目的只是要共产党和平签订投降书,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也预先注定了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是白费口舌、“虚此一行”了。

21、 2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342页、第291页。

11月12日起,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蒋介石的一段讲话:“对共党以后要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关于此点,会场中稍有异议,如吴稚晖先生表示:既均属同盟,不应自己减消力量,将来可在和平会议将此项提出。蒋先生以为目前如此表明政府宽大之态度,在另一方面我国共党内部颇为摇动,如我态度开明,使彼等有内顷之机会,较全用压力以促其团结者,或易收功乎。故决于宣言中表示之。)” 《王子壮日记》第7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547、548页。可见,蒋介石所谓对共产党“要持比较开明的态度”还有一个目的,希图分化共产党,出现像盛世才那样“内顷之机会”。这自然是一种妄想。

2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仍一直力争国共合作,不仅合作抗日,而且真心实意地希望在抗战胜利后能合作建国。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的内部讲话中说:“我们的方针始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但有些同志对此问题不会全面去看。他们只要团结或只要斗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虽然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但人家和平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且很大。因为世界法西斯已垮台了,人家要考虑的。再老百姓都需要和平。根据此就决定了国内和平的方针。”他又说:“我们已派林彪同志去和他们谈判治本和治标的办法。治标办法是解决现在问题,治本问题是关于战后的和平问题。治标的办法是建筑在治本办法基础之上的。不懂得这点就是政治上不强,就应加强教育。这是我们的根本政策,一切都从此出发。” 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开幕时的讲话(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想得很远,希望利用国内外形势中的有利条件,在抗战胜利后仍能避免内战,合作建国。只要还有一点可能,就要力争实现这种前途。他一度想去会见蒋介石,想同他谈谈,就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的。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提出的四项意见,也是根据毛泽东12月18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提出的。

24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8页。

得知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拒绝四项意见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又在1943年2月7日致电各战略区域:“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且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32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仍是力争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的,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作出重要让步,并且希望能把这种合作关系保持到战后的和平建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始终把共产党看作心腹之患,处处防范,只是迫于国内外特定形势发展的制约,在此时此刻不能不作出些“宽”和“开明”的姿态,在磨擦活动方面也有所收敛。蒋介石所说的“先宽而后严”,其实只是准备伺机下狠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样的谈判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可言。

走向抗战胜利

蒋介石的伺机下手,不久果然见诸行动了。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在征得各国共产党同意后,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其实,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抗战以来已发生很大变化。周恩来曾说: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担任总书记。“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312页。对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赞同的态度。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却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看作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难得良机。蒋介石一向过高估计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影响。周恩来曾指出:对于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这时,由于过分兴奋,蒋介石对共产国际解散这件事的作用作了极端夸大的理解。他在两天后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其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与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故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这说明他要“重新研讨”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计划”,并不只是要夺取“囊形地带”那样的局部性行动。25日日记:“检讨一个月之外交形势,以俄国对联盟国态度转变为积极合作及其取消第三国际之举为最重大。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运用奏效也。”31日所记“本月反省录”写道:“莫斯科‘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殊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予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24日、25日、31日)。

读读蒋介石这些极度兴奋的内心独白,并且说出“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这样的话来,才能真正理解他在前一段说过那么多“宽”和“开明”等好听的话,两党关系也一度比较平静后,为什么由于外部因素中一项不大的变动,转眼间便会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原因所在。其实,那正是他一直深埋在内心而到这时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动手的自然结果。而那两年多中,日本侵略军集中很大力量在华北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八路军处境困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也是他认为正是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机会的一个原因。

蒋介石首先抓的是宣传工作。5月25日,他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式” 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2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随即给各级党部发了一个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鼓吹: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蒋介石公开鼓吹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也是在这时出版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就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华北,第二次主要在华中,这次就直接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6月29日日记中记录:“胡副长官复委座手启条机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个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指28日——笔者注),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奉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先收复囊形地带”“再北进”,而不是满足于什么“收复囊形地带”。为了“极端秘匿”,这件事连蒋介石日记中也只字未提。

中共中央从情报和国民党军队调动、粮弹运输的实际活动中得悉这一动向。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这一严重事实,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当天,毛泽东致电正在西安、准备回延安的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于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 毛泽东致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7月4日)。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以强烈的语调写道:“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若遂发生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大业势将破坏,而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654、655页。

朱德致胡、蒋这两个电报都公开发表。在重庆的董必武立刻将这一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了英美有关人员,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

朱德致蒋介石电后六天,毛泽东在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一开始就说:“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社论写道:“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3、905页。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这样指名道姓地公开质问国民党,并且直接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是第一回,但话只说到这事发生在“中国抗日阵营内部”,还是留有余地的。

中共中央尽管在舆论上发动了猛烈攻势,在军事行动上依然十分谨慎,特别是防止武装冲突扩大。第四天,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对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电(1943年7月15日)。

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内战危机似可克服。”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7月13日)。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这是蒋介石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次准备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在蒋介石眼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它寄以极大期望,所以特地把它放在西北监视中国共产党,但该部长期不参与抗日作战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战斗力的减弱和丧失。蒋介石在第二年日记中谈到胡宗南部对日作战不力时写道:“本日胡宗南所部在宝鸡虢略镇之线,其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计划完全无效。宗南专在西北训练军队而未使用者五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反攻之用,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而此次败退之军队,尤为其中最精强者,今结果如此。”“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怒愤,亦为从来所未有。” 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0日)。其实,不用来抗日而放在后方专用以防共的军队,它的结果如此,丝毫不足为奇。如果他们当时真向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话,其结果同样可想而知。

8月30日和9月1日,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报告。他说:“蒋的思想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对中共估计也常常估计错误”。“但他的行动是实际主义的,当他做不通时也常常会改变策略的。所以他的两面政策,虽有反共的基本方面,但一切问题都是采用两面政策的。”对今后的工作,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一、主张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林彪同志对蒋、胡说明我们不怕内战,内战起来对国民党不利。)三、要求平等的合作。(蒋一贯要我们屈服于国民党,抗战初期要朱、毛出洋。蒋对林彪同志谈话时也说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四、要求真正的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对外援:要求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对党内教育口号: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争取工作的发展。”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8月30日)。

蒋介石这个时期确实一直在“两面政策”中摇摆不定:他的内心一直要消灭共产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碰了钉子,或者发觉主客观条件不容许,又赶快缩回去,装出笑容,或改为虚声恫吓,伺机再干。读读他在七八月间的日记,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独白。7月24日:“共匪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如此只待其时而已。但时间未到,唯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以乱大谋。” 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24日)。7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对共党当乘机反驳与劝告,使其内部早日崩溃,使中共明了我中央宽大宗旨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7月28日:“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乱,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图严密,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 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28日)。8月20日:“对共匪之计划,到此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长此以往,则我愈迁就退让则匪更放肆猖獗,而且对倭寇、对美国、对俄国皆明目张胆暴露我内容、弱点无遗,复何掩饰之可能。如匪果有力作乱,则早已向我根据地进攻。此其声势如此凶横,尚不敢来犯,则可知其无力作乱,我亦有恃无恐。” 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20日)。

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正在急转直下:苏联红军继取得斯大林格勒大捷,迫使德军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后,又取得库尔斯克战役的重大胜利,继续向西推进;美英军队登陆西西里岛取得全胜后,迫使意大利在9月初投降;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给了日本的海军和空军以毁灭性打击。整个战争已胜利在望。

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却急于把反共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他在8月31日“本月反省录”中写道:“自本月战况之效果而论,我联盟国之胜利基础已经确立,而且最后击灭轴心与倭寇之期亦可如所预料,当不出明年之内也。自此我国受倭之危险虽未能完全祛除,然已减少大半。今后之问题全在对内之共匪如何肃清,国家统一之基业如何巩固,以及对外之俄英如何使之不再干涉我内政。此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兴亡之唯一关键。但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能不为之戒惧乎哉?” 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这些话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说得一清二楚,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消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心目中的“唯一关键”,这个根本点他是决不会有丝毫改变的,但他没有公开说出来,只是写在日记本上。他说要使俄英“不再干涉我内政”,其实当时对他起着最大制约作用的是美国。当对日战争正在进行、日本陆军主力还集中在中国大陆,为了迫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投降,美军不得不考虑在中国登陆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全力以赴地对日军作战,美军在登陆后必将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涉及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容许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而全国老百姓在国难深重时自然强烈地反对内战。国民党自身实力有限,内部又矛盾重重,这些都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他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约集文武干部,检讨对共决议文,最后决将隔绝匪区与取消其军队名号之处分二点完全取消,以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尚非制裁之时机,故暂不加以处分,但将其罪恶仍全部声明以明功罪与是非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0日)。

以后,在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下,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长期视察,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确实有着很强的战斗力,以后当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作战时将起重要的作用。这样,蒋介石更难在此时单方面对中共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只能在表面上仍作些敷衍,继续扮演“两面”的角色。

经过制止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意图和手法已看得十分明白,对蒋介石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也看得更加清楚。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是不要破裂的,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外面说政治解决,骨子里实际准备打。蒋介石就会这样的表里不同的两套办法。我们同志中许多是老实人,看不清楚这两面手法。”“挽救破裂危机的可能性也有。英美苏反对中国内战,中国人民反对内战,再则国民党有许多困难,而最重要的因素,即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准备,挽救危机的可能性是有的。”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大革命右倾错误的血的教训:“使全党催眠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毫无准备,而人家却有准备,结果大革命失败,这次我们有准备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打来了,也赚不得钱。”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

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完整,首先是“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只要蒋介石还在抗日,只要“挽救破裂危机的可能性也有”,就要努力争取这种可能,同时也要作好应付坏的准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宣传部致电各地党委:“《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 中共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还公开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这为下一年5月林伯渠去西安、重庆谈判作了铺垫。

这次谈判和以前历次谈判有明显的不同。只要把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的谈判状况同它以前比较一下,不难看到政治气候已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以后,蒋介石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等待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并不准备在谈判中解决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这一点,抱着高度戒备心态,但仍力争使局势多少有所缓和,减少磨擦,避免破裂。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正式开始就被迫收场了,但它对国共关系留下的难以忘却的伤痕是十分显然的。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郭仲容——笔者注)见我,要求林、周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不需要重复说明的是,这两项方针当然以国民党当局不要悍然对共破裂为前提。六天后,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当时主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邓小平、滕代远:“敌有打通平汉进攻西北消息,蒋甚惧,欲以反共缓和之。去年七月向边区威胁,受到英美及国内责难,目前国际情势更不利于大张旗鼓反共。”“延安正在筹备宪政,准备派林伯渠去重庆。” 毛泽东、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电(1944年2月10日)。

4月上旬,日军在中国大陆开始大举进攻,准备打通平汉铁路甚至粤汉铁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又致电八路军敌后领导人:“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除非顽部进攻,我可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其具体作战,亦须取得中央同意。”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并告滕代远、邓小平电(1944年4月5日)。可见中共中央当时对国共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仍力求避免发生冲突。

4月6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林伯渠将在12日从延安启程赴西安、重庆,但蒋介石这时正关注日军在河南的动向和新疆问题,而且他对这次谈判本不重视,并未进行研究,到21日才决定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飞西安同林伯渠谈判。王世杰对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认为不会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予曾面告何部长,此次商议开议后,如完全无结果,对外将表现无‘政治解决’之能力,在宣传上也不合算。”他在去西安同林伯渠见面的前一天,日记中又写道:“予对于赴西安与中共代表磋商解决之任务甚觉无把握,但仍愿作严重之尝试。” 《王世杰日记》第4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94、301页。

5月4日,双方在西安开始商谈,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予等询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之方案。彼谓彼并未带有新方案,彼等之意见已由周恩来、林彪于去岁提出,迄未经蒋先生批复。彼愿政府对该方案予以答复。予等当嘱其电延安问毛泽东等有无新意见。”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03页。他们既不对过去周恩来、林彪已提出的方案作出答复,更没有对他们所谓“政治解决”提出什么具体方案,事实上也没有准备什么方案。这样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谈判中,你来我往也有不少回合,其实,从国民党来说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看,不值得用很多篇幅去细细叙述它了。

林伯渠三次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毛泽东在15日复电:“王、张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两方面的意见,合起来共二十条。“为顾及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 毛泽东致董必武转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几天后,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说: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对林伯渠此次谈判,他说:“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44年5月21日)。可见中共中央仍是力求通过谈判“解决部分问题”的,但也预见到前途可能“仍是拖”。因为林伯渠从西安前往重庆,没有及时收到毛泽东15日这份电报。直到22日林伯渠才将二十条意见删去三条后交给王世杰、张治中。而王世杰、张治中“对彼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18页。这样,谈判实际上很难谈下去了。

第二天,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电报分析当时形势,指出蒋介石现时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困难:第一,河南战争失败;第二,英美舆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对国民党的抨击日益增加;第三,财政经济上的无办法,通货膨胀,负担太重,人民不能忍受;第四,对共党无办法,想打又不敢打;第五,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队各个人中间的倾轧,离心离德。“蒋在目前对这种情况相当恐慌,曾在国党中央内表示要改变办法,实行民主,来缓和各方。”对谈判方针,电报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的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昨天将此文件交给张、王,虽然张、王坚决拒绝接受转递给蒋,但一定会向蒋报告的。估计蒋会咆哮起来,会逢人骂我,说我无诚意。但客观形势,使他仍不敢公开和我决裂,更不能打我。新的麻烦是会有的,我们早准备了。我们早就确定问题的解决还要拖一个时间”。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403、404页。6月3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 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944年6月3日)。2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周、林在延安、重庆同时发表谈话,声明谈判距离尚远,但可继续谈。”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1944年6月29日)。

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想在谈判中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认真准备,只是想做些样子给国人和外国人看,谈判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有多少成果可言。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客观形势接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上,4月间开始的河南战役严重失利,激起民众强烈愤慨。国民党中统局的河南调查统计室给局本部的报告说:“敌人由中牟渡河时只××人,我豫东之河防部队则不战而逃。其后,郑州、新郑、长葛、淆川等县亦无抗拒。”“我军闻风而退。每退一地,即宣布为军事区域,强迫所有富户外逃,而掠其所有财物。”“此战表面看很大,可是实际很少见到伤兵,一般人无不认为奇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河南调统室给局本部的报告(1944年5月12日)。接着,战局又迅速发展为令全国以至世界震惊的豫湘桂大溃退。

豫湘桂大溃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一号作战”计划而出现的。日军发动这场攻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以贯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另一个是摧毁设立在湖南和广西的盟国空军基地,阻挠盟军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这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失败前的垂死挣扎。

在这场大溃退中,日本侵略军以50万兵力在短短八个月内先后攻占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等重要城市,占地20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中国同胞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军前锋在12月2日直达贵州独山,控制了黔桂铁路的末端,重庆陷入严重恐慌中。

蒋介石在6月13日日记中已写道:“潼关危急,湘战正烈,实为战局最不利之一日。”7月24日日记:“召见二十余人,所见所闻皆为败象坏事。” 蒋介石日记(1944年6月13日、7月24日)。徐永昌在8月25日日记中写道:“敬之迩来每遇不合理事,辄加慨叹曰:我看要亡国。”9月13日日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9月30日日记:“近来由于舆论之恶孔及军事责何之日甚,更有讥骂二陈者,外报因亦有必去孔何二陈,中国乃能言改革之言论。日来议者以为蒋先生若不能去诸子,其自身亦不能见谅于国人云。” 《徐永昌日记》第7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18、432、447页。

虽然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出现这样的大溃退震动了全国。大后方人心受到强烈刺激,对国民党当局的看法和态度发生巨大变化。这是抗战开始以来不曾有过的。

战时政府,因为大敌当前,一般比较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和支持。大后方人们最不满意的是物价飞涨、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和特务的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但那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不少人已习以为常,期望在抗战胜利后能改变这种状况。而人们在战时最关心的是军事问题,军事的大溃退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这种失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等种种弊端的集中表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德、日法西斯势力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这个时刻,中国战场上发生那样的大溃退,使人格外觉得难以忍受。

于是,大后方人们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的呼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高涨起来。昆明、成都、重庆等地的民主人士、大学教授、作家、青年学生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民主,力挽危局。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在时事座谈会上说:“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 《从各个角度发出的争言论自由的浪潮》,《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说:“政治问题是整个的,要是枝枝节节地说,枝枝节节地去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乃是应付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所不取,因为这只是枉费精力。”“归根结蒂,关键是在民主。只有民主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这是大后方人心的大变动。中共正在考虑的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民众中已呼之欲出。

这种人心大变动,直接导致国共关系的变化。林伯渠刚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争论得最多的还是军队的编制和数量、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军队和政权这些国共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但所谈的毕竟还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还没有能提出成立联合政府这样的全局性问题来。这时,国内民众中结束一党专制的呼声已日益高涨。美国政府因日本陆军大半集中在中国,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如此大溃退,也在考虑推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以便能有更多兵力与在华日军作战(后来美国的政策又改变了)。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提出各党派组成真正的国民政府是否已成熟?各小党派是需要的。”“美国有训令给高士,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问我们口气: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毛泽东接着又说:“打不打共产党?一定要打是蒋的愿望,可能不打是五个条件(美、日、共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也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上。”“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9月1日)。毛泽东不久后还作了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好久未想出来,不易。这是由于国民党溃退、欧洲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三者而来的。口号一出,重庆如获至宝,人人拥护,没料到。”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1945年3月31日)。

1944年9月5日至18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本来只是一个咨询性机构,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它的成员由国民党当局指定,大多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但毕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社会影响的人参加。这次会议上,许多参政员受到豫湘桂大溃退的强烈刺激(那时日军还没有大举进入广西),群情激愤。特别是汤恩伯率领4个集团军约30万人,不战而失地30县以上,却只受到撤职留任的名义上的处分,更引起公愤。“河南参政员、国民党员徐炳昶老先生说:‘对汤恩伯的如此处置,我死也不甘心。如果当局肯枪毙汤,我情愿陪他同死。’郭仲隗老先生特意由河南赶来开会,说‘汤恩伯无恶不作,见敌即逃,如不枪毙是无天理。’”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法律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这次参政会上还提出一个大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过去一直希图把国共谈判情况对外隐瞒起来,以便他们单方面向社会进行宣传。这时,国际国内形势逼着它将谈判情况公开出来。会上,由林伯渠和张治中分别代表双方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 《林伯渠文集》,第421页。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公报》报道说:“昨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公开大会,呈现了自该会成立以来的未有的盛况。所有报到的参政员大致全体出席,旁听席都坐满了,又在隙地加凳,还有坐不下的就站着听。” 《中共问题之公开,民主统一的进步》,《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连蒋介石第二天到会报告时也说:“我觉得林参政员昨天在会场的报告,其观点与主张如何,姑不具论,但其态度甚好,我甚为佩服。”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372页。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许孝炎特别嘱咐各新闻部门:“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中央通讯社在报道中将林伯渠这段话全部删去。但9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还是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报纸贴在街上,围看的人很多。报纸多销了几千份。”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向去前方干部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外国记者也纷纷向海外发出新闻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对拥蒋、拥政、四项诺言都继续。但如何拥法?要在民主之下来统一。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得很快,过去只是未料到如此之快。”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9月22日)。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取在国民参政会大会上报告这种方式来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董必武作了说明:“我们如想将召集国是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用提案方式提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敢联署。如在会议外提出,国民党又会污蔑说我们阴谋要夺取它的政权。因此我们对时局的方针,在会上用报告的方式提出最恰当。”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第215页。

“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提出,就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它抓住了当时国共关系甚至中国发展前途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在这以前,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即便提出,也不能得到如此多人的支持。它使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还有一段小插曲。

那年9月6日,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少将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他在一份电报中概括自己来华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抗战后期国共谈判资料——赫尔利使华报告选译》,《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蒋介石”和“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这两条。

11月7日,赫尔利从重庆飞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并提出一份他起草的协定草案。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头两条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944年11月10日)。

赫尔利去延安时,主要目的是寻求能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他从西方的习惯来看,以为用一些“民主”“联合政府”之类的词句无关紧要,因而表示同意。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这个协定文件上签字,还留下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当天,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离开延安,飞往重庆。

中共中央早就预计,蒋介石决不会同意这个协定。果然,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余初认为赫尔利之经验与老成,与中共交涉,必不如其他知识浅薄者流,易为共党所诱惑,殊不知竟大谬不然。尤其将毛泽东所要求之条件签字后,竟将其携回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11日)。他随即找赫尔利谈话,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立刻背弃在延安时的承诺,同意蒋介石的意见。11月21日,完全改变了态度的赫尔利将蒋介石的三条意见转交给周恩来。它的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先将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即为实现三民主义。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册,出版社不详,1978年,第641、642页。双方的距离如此之大,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谈判已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便在12月7日返回延安。

但中共中央仍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完全关死。不久,周恩来再次应赫尔利电邀,重赴重庆。谈判仍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这年上半年,战争局势已经明朗,不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看得很清楚,都在考虑战后的问题。共产党在这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七大,国民党也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六大。两个会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

共产党的主张是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全国总的任务是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样讲,美国、蒋等可都放心,即七大都要采此态度。”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他说:“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又警告说:“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1051页。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又说:“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13、114页。

蒋介石早已打定主意,在战后消灭共产党。他在这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共匪骄横猖狂,鼓吹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谬论,中央概置不理。”2月写道:“与雪艇谈共党交涉似已停顿。”又写道:“我深信俄国亦决不敢以武力助共,对共问题只要美国不为共党声援或袒护,则我必能自了之。”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31日,2月12日、17日)。国民党的六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内战准备工作。”国民党六大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讲话。这些人大多是军校毕业的,是他的学生,所以话就讲得很坦率。他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彻底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家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38页。这些杀气腾腾的话,无异在抗战胜利前夜已在向他的将领们进行内战的动员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到来的。

回顾八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虽然中间波澜迭起、险象环生,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了下来。历史事实证明: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同为中华儿女,合则两利、分则俱伤。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战,才能打败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保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在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方,日本侵略军都会腾出手来,全力压向另一方,增加另一方的困难。这两个战场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完整的壮丽画卷。尽管抗日战争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别,但国共两党的关系始终没有破裂。

经历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屠刀下有过血海深仇教训的共产党,要把这种合作在八年内坚持下来谈何容易。何况事实表明:蒋介石始终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处心积虑地要在抗战过程中防制、削弱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为此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有时仿佛合作已濒临破裂的边缘,但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战争,局势最后总能化险为夷,重新缓和下来。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客观上,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内地,使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威胁,是决定一切的,蒋介石的算盘也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对共产党来说,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说你好,就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说你不好,就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至于在联合时怎样进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在斗争中时怎样仍能保持联合的局面,就更不清楚了。结果,犯了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吃了大亏。

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如果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或者因为害怕妨碍联合而不敢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旦对方翻过脸来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就只能束手待毙,大革命失败时共产党人流的血实在太多太多了,那就是右倾的错误;反过来,在抗日战争中,如果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甚至发展到破裂和内战,也会像“鹬蚌相持、渔人得利”那样,使民族敌人得利,造成惨祸,那就是“左”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猛一听,仿佛不易理解,实际上是一句充满辩证法的至理名言。它不是谁闭起门来进行推理式思考的产物,而是以往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经历了多少次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斗争后才对这个问题完全明白的。

对同盟者中的顽固分子应该怎样进行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这三项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作了透彻的说明。联系抗战八年中的丰富实践,不难看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有理”,才能博得人们特别是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不管对方施加什么压力,不管对方用怎样的甜言蜜语来引诱,决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放手发展进步势力,放手争取中间势力,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两面政策,不打无计划无准备的仗,不做吃亏买卖,这是“有利”。再加上在斗争中,时时顾及全局,周密思考,不顾一时得失,适可而止,有些事要留有余地,当某一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采取实际措施,缓和局势,这是“有节”。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国共关系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而斗争的目的仍是为了保持团结,保持合作。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的过人智慧,依然可以使我们获益匪浅。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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