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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摸老虎屁股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10-03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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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l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资料图:1962年2月,毛泽东、朱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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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着,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四川绵阳地区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44人,当时由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地委书记范艾带队。当时我认为自己年纪轻、资格嫩,做梦也没想到我能有幸参加这样的重要会议。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心情非常激动,竟然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到达北京后,中央对我们非常关怀,考虑到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京,还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四天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之中。大会没有什么开幕式,主要以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为主。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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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讨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大家。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刘少奇同志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同志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除天灾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同时,对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要求过高过急,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强调了对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负次要责任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我们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不是没有责任,我们县一级党委,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有自己的一本账。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大会的后一阶段,毛主席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要开一个“出气”会。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主席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毛主席强调,有什么气出什么气,不管是正确的气或错误的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1962年春节是2月5日,这个“出气会”一开,无疑我们就要在北京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春节了。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七千人的身心此刻都沉浸在大会特殊的气氛中。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在“出气会”当中,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发牢骚的也有。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在一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说老实话不行,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下面的干部的确很难当。绵阳地区19个县,南北的气温相差一个节气,南面的水稻已经收割,随之,国家的征购粮也就很快入库了。而处于大山地区的青川,那时的谷穗还是青的,因此,每年国家征购粮入库的速度总是排在最后一位。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奇怪的是,原中共青川县委第一书记赵大兴同志,在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为国家征购粮入库迟缓受到了批评。蒙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当时有口难辩,只好把它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一位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老红军,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屡建战功,在战斗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功臣,此时此刻,却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这个“出气会”,毛主席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广泛地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发动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解决上下沟通,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问题。其他省是如何“出气”的,我们不了解。我们四川与会的同志在“出气”中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了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他自己明白这几年四川发生的问题很多,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书记,他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会上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有些事情确实他推脱不掉责任,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的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泪。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这时,邓小平和朱德同志先后到四川组来看望大家,一方面鼓励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好这次会;另一方面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不能都算到某级头上”。邓小平又说“四川勒紧裤带,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了全国人民”。这样一说,帮助李井泉解了围,从而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不少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在绵阳小组,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出气中也异常活跃。少数同志的发言,情绪非常激烈。安县、德阳的同志发表的意见最多,李林枝同志一方面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一再地规劝大家,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对待,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上山,对彭德怀大批特批,上纲上线,不也是“与众不同”吗?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会议共开了六次大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先后在会上都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决心、下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大会结束不久,由中央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各位中央首长在会上的讲话,分别整理成正式文件,下发至各省、市、地党委,由各级党委组织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别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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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毛泽东说: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金莎娱乐场app下载,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压缩1000万人,1962年上半年还要压缩700万人。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在2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4年(1958~1961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39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270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3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3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3年到5年,有的认为需要5年到8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3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1957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26%,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下降35%,相当1951年水平;油料下降50%,为1949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56%,比1949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1960年起即连续3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1961年也大幅度下降了,1962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870万吨,约等于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1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3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3个报告。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毛泽东最后说: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刘少奇于5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5月11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周恩来说,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10年中有5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1945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9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2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1年减少了1000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700万,3月决定减1300万,现在决定减2000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1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3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3、4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4年财政收支不是有39亿元结余,而是有270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60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3000亿斤(1957年年产390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300亿斤。

  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736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700亿斤,差额30亿斤,相当于供应1000万城市人口的1年口粮。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381斤,经常需要423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2.4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3尺。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30亿斤降到10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2000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就这样,5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没有开全体大会,只开小组会议,但主要问题在中心小组讨论,中心小组由毛泽东主持,除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但为了落实调整方案(包括减少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关停并转一大批工厂企业等),中央工作会议还套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心小组接连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多次讲话,会议逐渐就转到以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主要内容。这次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以及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行)和十中全会(9月24日至9月27日)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周恩来参加中心小组的会议,中心小组不开会时就主持城市工作会议。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北戴河会议大批“单干风”,主要是批评邓子恢主张推广安徽实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制度(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特别困难的地方不失为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也批我主持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介绍“包产到户”的材料过多。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6月间给中央的申诉信,信中认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求重新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在中心小组提出,会议对彭德怀大加批评,其后在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尤其激烈。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至于所谓“黑暗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对形势的估计,说当时有一股只许讲形势一片黑暗,不许讲形势有一点光明,丧失信心,前途悲观。工作会议各组大批“黑暗风”,自然影响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参加中心小组外,也参加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周恩来要我们去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根据中央已经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会议要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城镇人口减少 2000万人。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67亿元,开工项目从1960年的1800项压缩到1962年的1000项。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61年降低5%~20%。现有6万多个工厂企业,保住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关闭一批。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上述主要方案,在当时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风”的浪潮下,受到很大冲击。城市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2月会议和5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因而提出的措施过多。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要求城镇人口少减一些,基建项目少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少关停并转一些。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周恩来在会上反复解释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他指出,3年大跃进中我们只想快些多些,没想好些、省些,长期不觉悟,问题积累越来越重,以致非下最大决心调整不可。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基本建设战线确实太长了。1957年基建投资只有100亿元左右,1958~1960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278亿元。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施工项目,1957年只有900多项,1960年达1815项。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3年内增加 3000多万人。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许多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30%。城镇人口,1957年只有9900万人,1960年增加到1.3亿人。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工业大踏步向前发展了,而农业却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粮食为例,1957年产粮3900亿斤,1961年只有2800亿斤。今年计划粮食产量为2900亿斤,即使完成计划,也不足供养1.2亿城镇人口,甚至即使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也负担不了目前城镇人口的正常供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上述3项措施,确是非同寻常。有同志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确是“伤筋动骨”,因为整个架子太大了,我国的物力、财力承受不了,只能卸架子,只能“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岂止是“伤筋动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为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你说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时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周恩来在城市工作会议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策,有若中流砥柱,坚如磐石而又耐心说服,理情兼备,令人十分感动。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听城市工作会议时,耳闻目睹各种不同议论。对中央决策,尤其是减少城市人口、基建项目下马、关停并转相当部分工矿企业,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有关本城市、本部门的,好些同志是讨价还价,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对中央态度不正确,对总理极不公平,很是愤慨,但在会上不便发言。有一天晚饭后,我同田家英议论此事时有如鲠骨在喉,不吐难受。于是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许明,要求面见总理。周恩来刚在白天参加意见纷纭的会议,夜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很快就把我们叫去了。我们向他诉说城市工作会议上空气不好,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我们说着说着就流泪,担心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落实不了。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周恩来一面安慰我们不要激动,一面又严肃地对我们说,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难度很大,有同志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这要耐心说服,稳妥帮助。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 1000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很激动地对我们说,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牺牲局部,军令如山倒,成千成万的战士,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没有遇到像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做调整工作这样困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一两天以后,周恩来8月17日在中心小组发言时,一般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矛盾的意见,着重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关于形势,有一个时期把困难现象,说过了,但主观上是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客观上可能影响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当然,许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劲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后绝大多数同志反映很好来证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插话说,调整工作是见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刘少奇也插话说,据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已经完成,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很大负担。过去强调困难严重,因此大家才下决心减人。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后,接着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它的预备会议。

  鼓掌。

预备会议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至9月23日),批判“三风”比在北戴河有过之无不及,也继续修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这期间,周恩来会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商量,逐一落实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复商议较多的是商业问题(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购销、征调以及日用品的供销等问题)。

  毛泽东说: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至9月27日),毛泽东在讲完全会议程后又一次更系统地讲了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问题。其中关于形势问题中,他讲了抓阶级斗争和抓调整工作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将结束时,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是否不要联系那么密,有些问题可以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当时没有定论。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在这次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当时抓了党内斗争而抛开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平行,但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已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审查两个“翻案”(即彭德怀和习仲勋两冤案)的问题,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上,指定专人对付阶级斗争,如公安部门。阶级观点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紧。庐山会议本来不应当受干扰。当时及其后,我们还受帝、修、反的干扰。其实我们应当不受任何干扰,无论党内外、国内外的干扰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调整工作,争取明后两年恢复农业。全党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包括犯过错误的所有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中央路线方面来,我们就好合作。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反动的。刘少奇还说,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估计困难多一些不要紧。如果动摇,就很不好。现在看来,困难有多大,不过如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好转了。在刘少奇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被困难吓倒,暂时动摇,提过建议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是搞修正主义。至于未经中央同意就到处宣传包产到户,那是违反纪律问题。不是到处宣传,只在党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这段插话,我当时理解,毛泽东把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内被他点名批评的田家英,同邓子恢加以区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后来毛泽东并没有要田家英作检讨,田家英也没有主动作检讨。当然,即使这样,批判邓子恢搞“单干风”也是错误的。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周恩来在9月25日下午讲话,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即将提交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他谈到形势时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过了一点,但工作还是积极的,信心十足、干劲十足的。强调困难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绩,这两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四点: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要加强阶级教育,团结全党;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周恩来这番话,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可以说,在大刮反“三风”的那个时候,能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深得大家称赞。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前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大批所谓“三风”,反映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4年之后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总的情况看,这对调整工作并没有构成重大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抓调整工作。只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后来称之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多或少地影响各地的经济调整工作,加上1964年开始的“学术、文艺批判”,也为尔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坚持调整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开始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4个主要方面,概括地列举4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1957年的水平。1964年全国拥有的拖拉机数比1957年增长4倍,排灌机械马力增长12倍,农村用电增长22倍,化肥增长两倍多,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工业方面,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有很大增加。4年来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24000多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1957年相比,1964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30%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长50%以上。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指出,今后1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要在更长的时期内,进一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总的来说,在4年调整时期,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3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关系我国是衰败下去还是中兴起来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坚持调整方针,不辞辛苦,全心全力,任劳任怨,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措施果断又步骤稳妥,历尽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对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的这一伟大贡献。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作者60年代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②(②林总,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③(③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④(④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②(②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页。)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②(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②(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③(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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