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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谈毛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11-03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谈毛、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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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286发表于3213天 5小时 57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 “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终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四清运动”的由来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盛夏7月,毛泽东问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言,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广义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着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足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呼百应。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貌合神离的合壁1963 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早在 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 “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1963 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5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1964 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亲密战友的分裂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1965 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运动期间领导人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大饥荒后的中国,局势更加动荡,经济陷入谷底。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中共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大谈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重振国内经济,二是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冲突。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进行公开批判了。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重新开展阶级斗争,已是势在必行。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建国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从四清运动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但这次运动一开始并没有在全国掀起大浪来。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走遍了全国11个省。但只有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闭口不谈。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为此,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这个文件的发布对四清运动可谓是火上浇油。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就像反右运动一样,四清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甚至在批斗现场当场打死人。更有甚者一些“嫌犯”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后,工作组竟然连尸体都不放过,还要进行更加恶心的“鞭尸”!还对外声称这是为了洗净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心灵!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漂亮的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必须要全部扫除。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不仅有开展的必要,而且必须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终身残废,甚至当场丧命!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四清运动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5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愈发失望。196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外出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1966年12月15日,在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但阶级斗争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刘少奇与王光美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①(①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投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①(①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1日账,还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②(②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

  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

  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

  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

  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

  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

  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

  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

  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

  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

  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

  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

  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

  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

  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

  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

  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

  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

  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

  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

  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

  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

  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

  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

  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

  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

  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

  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

  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

  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

  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

  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

  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

  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

  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

  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

  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

  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

  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

  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

  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

  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

  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

  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

  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

  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

  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

  问题。”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毛泽东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

  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

  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

  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

  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

  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

  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

  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

  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

  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

  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

  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

  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

  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

  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

  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

  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

  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

  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

  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

  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

  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

  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

  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①(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

  年9月24日。)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②(②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

  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

  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

  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

  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

  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

  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

  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

  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

  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

  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

  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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