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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十六章

文章作者:现代文学 上传时间:2019-08-31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傅崇碧在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就是在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被莫明其妙地关了起来。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关起来的时候没什么征兆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968年的一天夜里,谢富治打电话给傅崇碧,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要马上通知。傅崇碧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他自己先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金莎娱乐场app下载,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那天夜里,参加接见的有军队里的总长、副总长,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小会议室里。卫戍区的团以上干部也都到齐了。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

  江青说道: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这时候,周恩来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一会儿,林彪来了,周恩来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对他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周恩来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飞机很快就在沈阳降落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辆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傅崇碧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他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问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个加强班30多个人看他一个,还经常换地方,大概是怕人知道。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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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征兆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1974年,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位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火车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这么多年与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萧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第四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过去,周恩来身边的人傅崇碧都认识,现在来的这个不认识。他怕又有点什么,就问陪他来北京的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去不去,保卫科长说,我跟你一起去。但是,当保卫科长要上车时,却让人家训了一顿,你去干什么?没让保卫科长去。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周恩来住在西花厅时,傅崇碧过去天天都要去,甚至一天去个两三回,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又往北。这时还有幻想,说可能从北门进,北门还是没进。等过了养蜂夹道,还往北,傅崇碧以为完了,又受了骗。车子开到文津阁的一个院子,那地方傅崇碧知道,是中央文革材料小组所在地,有七八间房子。他心说,这回又骗了我了。但车还往前开,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见到周恩来,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周恩来说,不要激动,你受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周恩来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萧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车。周恩来把这些事一一交代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周恩来说,不要紧。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了江青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傅崇碧被关起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直到关了很久后的一天,他从小窗外看见一条“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还想了好久,没听说有叫“杨余傅”的人啊。他哪里想到“杨余傅”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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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鲁迅手稿找到了,江青说这是小事,主要是要找毛主席的手稿。毛主席手稿找不到了,这可是大事,傅崇碧连夜报告了杨成武,又到秦城监狱去提审戚本禹。戚说,我没有拿主席手稿,我拿的是主席文章的清样,不是手稿。杨成武叫傅崇碧汇报。汪东兴说是这样,让傅崇碧写个报告。后来,傅崇碧才知道,鲁迅手稿中提到了狄克。狄克是张春桥的另一个名字。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傅崇碧知道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江青了。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穿了身军装,对傅崇碧下指示,要给上街游行的造反派解决车辆。傅崇碧请示过周恩来和军委几位老帅后,没有理会。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几次。毛泽东刚开始接见红卫兵时,几位老帅也来了,为了让老帅多和毛泽东说会儿话,傅崇碧没有理会江青让提前的催促,借口没准备好。江青感到傅崇碧对她的话不怎么听,再加上傅崇碧一再倒向老帅一边,就更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周恩来交给傅崇碧一个任务,说是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呆的地方不行了,要傅崇碧给他们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把他们送到东高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他们吃小灶,还给他们送每天的报纸。有一天,林彪问,第一书记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傅崇碧说,他没管。第二次林彪发了火,你卫戍司令不知道谁知道?傅崇碧说,没交给我,我怎么知道?江青、康生也为这件事拍了桌子,叫傅崇碧交代。傅崇碧说,别问了。江青一伙让傅崇碧交代清楚,是谁让干的,傅崇碧说上边。哪上边?傅崇碧又不说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保护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经历过“文革”的那些搞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都记得傅崇碧,都说他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保护,那些关于原子弹的材料非搞烂了不可,他们这些科学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当时这些高级专家住在三个地方,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荣臻找到傅崇碧,对他说:要保护那些人和那些机密材料。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傅崇碧记得那是1967年初,他马上加强了警卫。另外,那批关于原子弹的材料,叫造反派给搞走了,傅崇碧告诉聂荣臻后,聂荣臻说,一定要搞回来,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搞回来。傅崇碧对周恩来说了,周恩来非常支持聂荣臻的意见。于是,傅崇碧派人给追回来了,然后封存起来。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这些都触犯了江青,她拍桌子说,红卫兵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批评了傅崇碧两次。但是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保护的意见,傅崇碧也觉得应该保护科学家。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第二次要抓这些科学家时,聂荣臻还是打电话,让保护。傅崇碧悄悄地把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七机部的楼上,刚开始用一个连警卫,后来不放心,又调来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其他地方也加强了警戒。红卫兵要冲,傅崇碧说,谁冲就开枪打谁,这是军事禁区。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对。傅崇碧也把此事汇报给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说对。江青却发了好大的脾气,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你保护这些人是不行的。傅崇碧对周恩来说,江青追得很厉害,周恩来说,他们再问,你就说是我叫办的。然而就是在被关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傅崇碧也始终没有说他干的那些事是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意见,他不吭声。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毛泽东的尚方宝剑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叶正光对聂荣臻攻击得很厉害,傅崇碧就去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说把叶正光关起来。他就带人去了,把其他人轰走,把叶正光关了起来。江青让放人。傅崇碧说不能放。江青就亲自找傅崇碧谈话。

  曾志这样回忆: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叫傅崇碧去。傅崇碧把这事对毛泽东说了。毛泽东问他手中拿的是什么,他说我也没看,上车时红卫兵从车窗户塞进来的。其实傅崇碧知道是红卫兵画的“百丑图”。毛泽东看后发火了,这是丑化我们,都说朱毛一家,朱和毛能分开吗?这个“百丑图”是错误的。赶快打电话给陈伯达,不准印这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百丑图”。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毛泽东问,北京现在怎么样?傅崇碧说,北京现在很乱。胡耀邦下跪,腿都跪破了。陈毅夫人挂着大牌子挨斗,坐“喷气式”。毛泽东问,什么叫“喷气式”?傅崇碧说,就是一边一个人按住中间的人,头往下压,胳膊使劲往上举。毛泽东问,红军时怎么斗地主的?傅崇碧说,游街,戴高帽子。那时有没有“喷气式”?没有。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傅崇碧说了按周恩来指示安排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的事。主席,他们查我。哪个查?中央文革。哪个?康生。傅崇碧没敢讲江青。毛泽东说,总理搞得很好,你也搞得很好。不要紧,再追,就说是我叫办的。毛泽东又问,朱德现在还有大字报吗?有,名字都是倒着的,还画着××。现在是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傅崇碧还讲了搞原子弹的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叫臭老九,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傅崇碧说,主席,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说的。毛泽东说,你怕什么?这是我讲的。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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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傅崇碧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天快亮了,他就没有去钓鱼台,直接回了家。虽然他知道江青正在钓鱼台办公。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江青心虚,卫戍区、市政府大楼到处找傅崇碧,找到他家,叫傅崇碧马上到钓鱼台来。追问傅崇碧为什么不先到她这里,傅崇碧说天快亮了。江青问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傅崇碧说没讲什么,就讲了讲安定团结。江青更加生气,问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都到哪里去了,赶快交代清楚。傅崇碧有了尚方宝剑,不慌不忙拿杯子喝水,说不知道。江青站了起来,陈伯达也站了起来。傅崇碧也发了火,把杯子一拍,你问主席去。江青马上软了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周恩来当时也在场。出来后,他把傅崇碧拉到车上,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冷静?傅崇碧把毛泽东的话讲给周恩来听,周恩来笑了,你办得好。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关照、保护老将帅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一万多人斗陈再道,要把陈整死,傅崇碧就把陈再道搞到电梯里,让电梯升到半截,谁也找不到。周恩来为这事也哈哈大笑。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黄克诚在医院里写了个条子说拉不出大便,想吃点苹果。傅崇碧跟他很熟,但不敢看他,就叫警卫买点苹果,乘专案小组不在的时候送给他,关照警卫把吃剩的果核拿掉。没想到第二个苹果核就叫发现了,追到傅崇碧这里。傅崇碧说旧社会还可以探监呢,他自己的钱,买几个苹果吃怎么了?你又没有规定。江青、康生都不满意,说把文革小组比作旧社会。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已经被关起来的贺龙发高烧,需要住院。江青却说贺龙没有资格进301医院。周恩来就叫傅崇碧想办法,找个医院。傅崇碧说军区总院也造反了,不行。我们卫戍区的师医院可以,没有造反。周恩来说,那好,就去那里。傅崇碧亲自去看的房子,很大,怕屋里太冷,傅崇碧又叫人拿来两个加热器。他不敢去看望贺龙,但从卫戍区找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专门给贺龙做饭。后来,造谣说傅崇碧和余立金勾结,要把贺龙送到苏联保护起来。因此,江青多次火冒三丈地质问过。傅崇碧或者沉默,或者干脆叫她问主席去。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上海造反派连着送给傅崇碧两包材料,都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当演员的材料,其中还有江青给蒋介石祝寿的照片。周恩来都叫傅崇碧给江青送去。第一次江青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在会上发了一通火,说背后整老娘的材料。第二次送来的材料,周恩来叫人加了密封印后请示江青,江青让销毁,还点名让傅崇碧到场……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得罪江青的事很多。不说别的,就说握手,也得罪过江青,人家是握两只手,傅崇碧就握一只手。江青说,你们老红军,哪里看得起我们。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后来,傅崇碧恢复自由后,碰见江青,江青握着傅崇碧的手说,咱们是老相识了。确实是老相识。在延安时,傅崇碧就认识江青,但他想起江青的所作所为,没有吭气。江青又说,你出来是我讲的。傅崇碧说,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就不说感谢江青。江青一听这话,马上把手抽回来,脸拉得老长。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直到出来以后,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可他和余立金以前连认识也不认识。“文革”中,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这才有一些不多的工作关系。与杨成武认识较早,但也不在一起工作,这“杨余傅”真是生拉硬拽也扯不到一块儿。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傅崇碧想起自己老往西山跑,和几个老帅吃过饭照过相,然后就把照片压在玻璃板底下。把他关到东北时,看守人员把相片放得很大,叫他反戈一击。审问人员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只要说了搞了什么阴谋,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不承认有阴谋,只是发火,质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审问人员说他造反。他说你们才造反呢,就要走,不谈了。两个战士拉住他的衣服。他说,你们枪毙吧,朝胸口打,蒋介石、日本鬼子没打死我,让你们打死算了。因为他态度始终不好,连着换了五六个地方,关了六七年。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傅崇碧在京西宾馆住了半年多。有一次,杨成武一家和傅崇碧一家一起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指指耳朵说,只带耳朵别带嘴。大家都不敢深说什么了。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然而,长长的噩梦毕竟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三位将军平反,恢复名誉。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此后不久,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1979年3月,党中央专门发文,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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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还要你来教训?”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阵营: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组长 陈伯达;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顾问 康生;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是“地派”!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1967年1月21日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主席: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彭德怀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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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

  “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

  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拔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①

  ①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九八○年十二月五、六、八日《工人日报》。

  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四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

  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

  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

  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

  战略情报特务!”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柞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祥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柞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

  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柞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祥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柞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样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柞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柞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柞死亡报告》中写道:

  “杨承柞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

  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

  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

  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

  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

  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

  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①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

  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

  —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

  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

  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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